当一个超级大国宣布科学为非法时

要点总结

• 法律基础已不复存在：2026年2月12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撤销了2009年的危害认定，消除了《清洁空气法》（CAA）下几乎所有联邦温室气体法规的法律依据。
• 这是系统性模式的一部分：撤销危害认定并非孤立行为。它是一场针对气候、疫苗和联邦科研经费的实证科学的系统性运动的压顶石。
• 竞争代价可量化：2025年美国专利申请量下降9%。到2020年，中国实体占全球电动推进专利的26.9%，高于2010年的2.4%；如今产出65.4%的高影响力电动汽车电池研究。创新鸿沟正在扩大。
• 历史对此早有命名：上一次主要大国将既定科学屈从于政治意识形态，是苏联对李森科主义的拥抱。那场实验造成数百万人丧生，并使苏联科学倒退30年。

抹除

2026年2月12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最终撤销了2009年的“危害认定”——即认定六种温室气体（GHG），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危害公众健康与福祉的科学和法律裁定。EPA称其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放松监管行动”。

一项连一项新法规都没有创造的举动，却得到如此惊人的描述。它只是在摧毁一个既有认定。

2009年的认定并非政策偏好，而是科学结论，得到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支持，2012年获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2013年最高法院拒绝复审。2025年9月，国家科学院发布新报告，确认支持原始认定的证据只会更强。

政府没有反驳该报告，而是宣布它在法律上无关紧要。这一区别至关重要。EPA并未提出新科学证明温室气体安全，而是提出法律论点：首先，《清洁空气法》从未授权EPA基于科学采取行动，并援引最高法院的Loper Bright Enterprises和West Virginia v. EPA判决，主张国会从未明确授予该机构气候监管权。

科学依然成立。只是通过行政命令，它不再具有可执行性。

多米诺结构

要理解为何这一单一举动比它废除的任何具体法规都重要，需看危害认定实际支撑了什么。它是监管之树的法律根基。每一根枝条都由此生长：

• 机动车排放标准，覆盖轻型、中型和重型车辆（2012-2027年款及以后）
• 《清洁电力计划》及其后续法规下的发电厂温室气体限制
• 管控井口和管道排放的油气甲烷法规
• 新建设施的工业源许可要求
• 与气候减缓挂钩的联邦拨款项目

斩断根基，枝条皆亡。

政府声称这将节省“超过$1.3万亿”。但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罗杰·小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指出了一个悄然矛盾之处：该认定本身并未导致美国经济或能源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如果该认定实际影响微乎其微，那么节省数额就不可能既“万亿级”又微不足道。数字暴露了动机：此举无关经济，而是要抹除未来政府监管碳排放的法律能力。

它是一把棘轮，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

反科学的全景

单独看，撤销危害认定已令人担忧。但它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一场跨越多个机构、学科和年份的反对实证科学运动的压顶石。

mRNA清洗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指示取消用于mRNA疫苗研发的$5亿美元资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超过380项临床试验中断，其中超过115项聚焦癌症研究。NIH院长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已将机构方向与肯尼迪的民粹主义健康倡议“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对齐。拟议的2026年预算将NIH自由裁量经费削减40%。

mRNA并非偶然被针对。本届政府未将mRNA技术视为科学工具，而是政治敌人，对生物技术和公共卫生产生了真实影响。

风能虚假信息

“风车致癌。”这一已被驳斥的说法最初出现在2019年竞选期间。2025-2026年又被翻出来，为阻挠风能项目提供理由。

政府还放大对风力涡轮机造成鸟类死亡的担忧。风力涡轮机确实会杀死鸟类（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年均234,000只），但这只是猫每年导致约24亿只鸟类死亡，或建筑物碰撞导致5.99亿只死亡的一小部分。

有选择性的愤怒暴露了其功能：这不是环境关切，而是针对竞争性能源的言论武器。

与此同时，能源部（DOE）已命令军事基地从“美丽清洁煤炭”电厂购电，联邦煤炭强制令仍在维持经济上不可行的电厂。

科研经费崩溃

在整个联邦科学体系中，损失可以量化：

2025年8月的一项行政命令扩大了政治任命官员对科研拨款的控制权，要求拨款与政府的优先事项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气候研究、多样性相关研究以及与mRNA相关的研究被系统性地降低优先级。这不是预算之争，而是一场机构清洗。

李森科先例

当一个大国将既定科学屈从于政治意识形态时，这种现象有个名字：李森科主义。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是苏联农学家，从1930年代起拒绝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转而拥护拉马克遗传学——一种已被驳斥的理论，认为生物体能把一生中获得的性状传给后代。他声称作物可以被“教育”，例如通过冷冻种子改变其发芽模式。科学上是错的，但它符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者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科学。

在斯大林的庇护下，李森科的伪科学成为国家政策。其后果是：

• 数千名遗传学家和农学家被解雇、监禁或处决
• 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世界最杰出的遗传学家之一，1940年因反对李森科被捕，后死于狱中
• 1948年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后，孟德尔遗传学被禁止，被称为“反动和资本主义的”
• 苏联农业陷入停滞，加剧了长期粮食短缺
• 苏联生物学落后西方30年；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这一损害才得以扭转

这种类比并非修辞。2026年1月，“遗传素养项目”（Genetic Literacy Project）明确作出比较，称肯尼迪对mRNA的清洗使他“比1930年代的苏联科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更危险”。但这种比较超越任何单一机构。其模式具有李森科主义特征：

1. 识别与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既定科学（气候科学、mRNA技术、排放数据）
2. 以政治忠诚取代专家判断（拨款监督命令、RIF裁员、顾问小组清洗）
3. 贬低科学共识的合法性（“科学尚无定论”“气候危言耸听者”“风车致癌”）
4. 抹除产生不便结论的制度能力（删除数据、关闭实验室、削减预算）

关键区别在于规模。李森科控制的是生物学。当前运动同时覆盖气候科学、生物医学研究、环境监测和能源政策。

竞争棘轮

意识形态有代价。市场不在乎政治忠诚，只在乎物理、化学和工程。数字讲述了一个政府不愿你看到的故事。

专利鸿沟

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和IFI Claims称，美国的专利优势正在迅速侵蚀：

美国在替代能源总体研发支出上仍领先，但创新产出差距正在缩小。美国专利申请量在一年内下降9%，为近年最大跌幅。到2020年，中国实体已占全球电动推进专利的26.9%，高于2010年的2.4%。这一轨迹此后只加快。

制造业荒漠

2024至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一年内新增风电超过100吉瓦、太阳能超过300吉瓦。到2030年，其太阳能制造产能预计将超过全球部署需求总和。美国没有可比拟的制造基础。

联邦可再生能源补贴取消造成的补贴悬崖进一步动摇了国内清洁能源投资。

到2030年，全球清洁能源经济预计将达到$4.5万亿。问题不在于该经济体是否会存在，而在于美国是否参与其中，还是将其拱手让给未宣布基础科学非法的竞争对手。

人才流失乘数

当成千上万联邦雇员离开公职，他们不会凭空消失。一些人进入私营部门，一些人离开国家。他们全都带走了机构知识。大学已经在做美国教育协会（NEA）所称的“不可能的决定”：哪些研究项目继续、哪些放弃。私人资金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AI），导致材料科学、大气研究和流行病学等领域人才与资本双缺。

人才流失是滞后指标。全部代价将在五到十年后才会显现。到那时，实验室已经关闭，拨款渠道已经枯竭，下一代研究人员将已前往上海、慕尼黑或新加坡。竞争优势就是这样消亡的：不是在某个戏剧性事件中，而是在长达十年的悄然损耗中，等人们注意到时已无法挽回。

联邦制防火墙

图景并非全然黯淡。州级层面正在出现一场反制运动，其韧性至关重要。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针对2月12日的声明回应称，共和党是“亲污染政党”。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加州依据《清洁空气法》豁免维持自己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并继续不依赖联邦拨款投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2026年1月的一项法院裁定，价值$7.6 billion的联邦清洁能源拨款不能通过行政行动合法削减。

马萨诸塞州通过了《2024年气候法案》，要求在2026年3月前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立新的简化许可程序。该州于2026年1月最终确定的法规规定，太阳能和电池储能项目须在12个月内作出审批决定。

华盛顿州通过了2026年立法，要求数据中心出资升级电网、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在电力短缺时优先于民宅或医院削减用电。州诉讼阻止了联邦要求TransAlta燃煤电厂继续运行的命令，并恢复了$12 million的电动汽车（EV）充电资金。

纽约州、俄勒冈州、伊利诺伊州以及另外2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承诺实现100%清洁电力。加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总检察长已表示，将在法庭上挑战撤销危害认定。

这就是联邦制防火墙。它真实存在，但也有局限。破碎的监管格局——加州要求一套排放标准，而德州毫无要求——恰恰制造了驱使制造业资本流向海外的监管不确定性。中国和欧盟（EU）提供统一的监管框架。而美国现在提供50种不同框架，外加一个对这项技术积极敌视的联邦政府。对于决定在哪里建设下一家电池工厂或风力涡轮机组装厂的制造商来说，算盘变得更简单了。而结果对俄亥俄州不利。

接下来会怎样

法律挑战将迅速到来。环保团体、州总检察长和科学组织均已表示有意起诉。2012年维持原认定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普遍被认为会对撤销持怀疑态度。但最高法院近期限制机构权力的记录（West Virginia v. EPA、Loper Bright）使最终结果存在真正的不确定性。

即使法院恢复该认定，制度损害也可能无法挽回。离开的研究人员不会回来。被取消的拨款不会追溯恢复。从联邦服务器删除的气候数据不会重新出现。监管不确定性已将投资重新导向那些没有花两年时间争辩“二氧化碳使大气升温”这一基本前提的地区。

苏联最终放弃了李森科主义。这花了30年，并伴随领导层更替。苏联生物学最终恢复了。但苏联再未挽回其出让的科学领导地位。他们在1940年代清洗的遗传学家本可能成为1970年代生物技术革命的先驱。相反，那场革命发生在旧金山和剑桥。

对美国而言，问题不在于危害认定最终是否会被恢复。它很可能会恢复。问题在于这段空档期内会损失什么，以及这个在2026年宣布科学非法的国家，是否仍能领导科学所缔造的产业。

物理学不会等待政治赶上。